和心理学家许燕一起，回顾我们这一年的精神状态

2023 年是三年疫情后的第一年，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人们的心理都处于恢复过程中。这一年，从热搜榜、公开新闻提供的数据中，我们能看到：年轻人热衷寺庙、手串，热衷考公 “上岸”，热衷买彩票。职场广泛的 “非人化” 现象也引发了关注，“发疯”、“全职儿女”、“孔乙己文学”、“四不青年”（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育）等词汇一度流行。

网络暴力一再发生，李佳琦的言论遭到讨伐，上海万圣节人们的个性表达获得喝彩。“情绪价值” 成为了一种被重视的 “价值”。人们涌向淄博吃烧烤，又涌向哈尔滨看冰雪，大学生们发明了 “特种兵式旅游”……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释放、自由的渴求。碧生源常润茶成分

这些无不反映我们正处于一个变化的时代。

心理学家许燕觉得，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心理冲击。很多人每天心神不定、焦躁不安，为工作和生活所迫，“没有处于一种真正的人的状态”。

她认为 “情绪价值”、“精神内耗”、“内核稳定” 等词语的流行反映了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境遇。时代社会的变化引发了群体的心理共振，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注重 “情绪价值”。大家因为不想 “精神内耗”，所以追求 “内核稳定”，需要积极的心理力量来应对艰难的外部环境。

这种状态可以从心理学家卡伦·霍尼（Karen Horney）那里得到解释。霍尼在 1937 年出版的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提出，现代社会变迁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普遍焦虑。当我们认识到文化环境对于神经症的重要影响后，被弗洛伊德视为神经症根源的生物、生理因素立刻退居二线。

许燕认为中国社会目前处于霍尼描述的现代转型期，所以有着同样的普遍焦虑和不安全感。但相比过去，“这个时代也有新的特征”。

许燕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北师大心理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她在 1978 年考入北师大学习心理学，成为中国恢复心理学专业后的第一批学生。近 50 年来，许燕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在心理枯竭、心理绑架、心理贫困、心灵善恶等领域有开创性研究，著有《人格心理学》《成为更好的自己》等。

许燕。来源：受访者提供。

2024 年 1 月，《晚点 LatePost》通过视频对话了在海南三亚养病的许燕，与她回顾了过去一年我们共同经历的公共心理事件。她因为病后初愈，不断咳嗽，但讨论还是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她的表达温和，但不失批判性，对中国的时代和社会心理有着许多洞见，也积极提供解决之道。

“乌卡时代”、“紧缩型文化”、“内卷” 和 “大流行时代” 是许燕理解时代特征的关键词。

从全球来看，她觉得现在是一个乌卡（VUCA）时代，即不稳定（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性（complex）、模糊性（ambiguous）交织。人们需要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带来的心理变化，但常常跟不上，身心疲惫不堪。

就中国而言，她认为 “紧缩型文化” 和 “内卷” 是当前的时代特征。“紧缩型文化” 与 “宽松型文化” 相对应，前者指制约比较多，特别是权力的规定比较多，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觉得要处处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后者指人们的心理状态感觉比较自由，社会相对比较和谐，人能够更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许燕称，一般来讲，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容易出现紧缩型文化的特征，会出现所谓的道德严苛性，道德的社会监控力增强。她和合作者研究发现，基尼系数越高，道德严苛性越强。当人人都在说道德时，道德的边界被无限扩大，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被监控，对自身行为的道德约束性也在增强。

她把 “内卷” 视作一种 “努力的通货膨胀”，称去年一项研究 [1] 发现，“内卷” 相关的论文发表数量急剧爆发的拐点是 2019 年，恰好和中国 GDP 增速急剧放缓的拐点相对应。“两个拐点明显交织起来，说明经济冲击对我们的心理产生一定影响。”

她提到两项研究 [2] 从社会和个体两个角度分析 “内卷” 的心理结构。从社会心理角度看，“内卷” 包含四个要素，分别是资源稀缺（怕拿不到资源）、社会规范（类似紧缩型文化）、心理压力过大（只能卷自己）、竞争行为。从个体心理角度看，“内卷” 会让人具有三个特征：无力感、无意义感、无自主性（被动地卷入竞争，没有力量支配自己）。

“‘内卷’ 的后果就是躺平、苦斗、焦躁、忧郁等社会心态反应，无论哪种心理反应，都需要释放压力。随即而来的就是今年流行的 ‘发疯’ 状——不受约束的心灵释放，其实质是一种故作疯狂的释压行为。” 许燕说。

最后一个特征是 “大流行时代”。由于网络的助推，一个 “爆点” 能迅速引发社会共振。比如 2023 年火热的 “淄博烧烤”、“南方小土豆勇闯哈尔滨”、“特种兵式旅游” 等都是如此。特别是结束了三年疫情的封控环境所导致的 “报复性出行”，是需求的被动压制所出现的行为回弹。

“过于压抑之后，人们更要一种自由感与奔赴感，旅游就属于一种体验性消费。但体验容易扎堆，人们要的也是现场的蜂拥效应——共情。例如，蜂拥去淄博，才吃得嗨；蜂拥去 ‘尔滨’，才玩得嗨，大家一起去 ‘发疯’。淄博和哈尔滨都抓住了百姓心有所向的流行点——低消费的高体验，提高了百姓的可参与度。” 许燕说。

她注意到，现在三亚打的广告也变成了瞄准低消费高体验的流行点，比如开车环岛穷游。“在大流行时代，必须要找到好的启动点才行。”

许燕观察到，不同时代的年轻人似乎面临着同样的人生问题。这一代年轻人的 “状态” 令她想起 《中国青年》杂志的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那是 1980 年，她在上大学，署名信的题目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引发了一场震动全国的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的大讨论。1996 年，《中国青年》又展开了一次人生观讨论，题目是《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远？》。当今，这类问题还在年轻人中谈论着。

许燕说，心理学能对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帮助。从这个角度，“心理学不是只为心理异常者服务，它是为所有人服务的。”

她自己的人生也受到心理学的深刻影响。许燕的父母是北师大的老师，自己从小在教师家庭和教师 “大院” 里成长，接受了 “北师大最标准的全套教育”（北师大实验幼儿园、实验小学、二附中、本硕博），最后工作也在北师大。

她回忆，自己在幼儿园受的教育是扎根于苏联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的行为训练，比如分餐制、睡眠姿势、洗脸和穿衣程序都非常固定化。这种行为训练造就了她喜欢程序化的做事方式，强调秩序与规则，言行举止要文雅庄重，性格上更追求严谨、细致、完美，甚至有些心理 “洁癖”。

学者之外，她是一名身边总围着学生的教师，与年轻人有最直接的交流。她感受当人们是年轻人时，他们有共同精神处境，她也感受时代变化落在不同代际年轻人身上的具体差异。她会在课堂问学生为什么去逛寺庙、考公，好奇学生为什么连恋爱都不谈了……她以一个老师自然的职业本性关注着年轻人，也用专业知识帮助他们认识自己，应对时代变化，应对未来巨大的心理挑战。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和许燕的对话。

《晚点》：如果现在让你回看，你觉得疫情给中国人的心理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许燕：疫情不只对中国人，对全球的冲击力都太大了。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精神健康报告》指出，2019 年，世界上有近 9.7 亿精神疾患，占总人口的 13%。疫情以后，精神疾患的人数在提升，像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增加了 25% 以上。陆林（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提出，“疫情对人类心理健康的影响至少持续 20 年”。其实不止 20 年，很多人是终生受到影响。

对于中国，总体来讲，我们发现一个现象需要关注，但还没有研究，就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出现了褪色。我们在疫情当中有很多黑色或者灰色记忆，但现在变白了。我们在说事情的时候，似乎总要跳过这三年，时间轴出现了空白。淡忘是人面对创伤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有的创伤也会让人铭刻终生，理论上不应该完全变白。

《晚点》：大学在 2023 年正式恢复线下授课，你和这些 “00” 后的学生接触有什么感受吗？

许燕：我们前三年都是线上上课，去年彻底恢复线下。恢复以后，大学生应该正常地入学报到，结果我们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有些学生开学不来注册，还是想上网课，说，老师，我没有返校，能不能给我一个链接，我在家上网课。我们很吃惊，有的学生对正常的大学生活已经没有概念了。

三年疫情，有很多学生没有入校就毕业了。相对来讲，他们的人生是有缺失的。疫情又让他们习惯了在家的隔离状态，不需要和众人交往，但不与人面对面交往，就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化。现在很多人出现社会化不足的问题，就是因为缺失社会交往。

我提出要关注 “社会心理残疾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过 “健康损失残疾年”，指因为疾病引起的健康损失，导致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年数。全球平均每个人生活六年，就有一年是由于心理或精神疾患造成 “残疾”，不能更好地生活和工作，损失了社会功能。实际上，疫情三年就是我们的 “健康损失残疾年”。

这造成一些人用疫情状况取代正常状况。进入新环境时，他们不知道应有的正常状态。我们力图告诉学生，大学的正常状态是什么，但有些人习惯不了、怨声载道，不能融入真正的现实社会，而是要求你为我服务，自我中心和个体化更强了。他们不到校注册，或者到校注册以后就在宿舍里待着，能在宿舍里听课、就不到课堂听课，喜欢远离集体生活，蜗居在个人空间。

疫情过后，我们要让年轻人恢复到正常的社会生活当中，不能再延续他们 “社会心理残疾年” 的年数。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所谓心理健康，指标有两个，一个是临床指标；另一个是文化指标，指偏离了现实的社会文化规定，心理就会出现偏差。

《晚点》：去年很多年轻人爱去寺庙，流行语是 “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 ‘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间选择了 ‘求佛’、在作为和作用之间选择了 ‘做法’、在关系和体系之间选择了 ‘佛系’、在彻底摆烂和艰苦奋斗之间选择了 ‘感动上天’”。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许燕：我去年上课的时候，问学生有没有进过寺庙拜佛？很多学生都说去过。他们是不是当真？其实不一定当真。但我觉着这是他们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太模式化了，他们听腻了，想自己尝试一些别样的方式。

具有科学训练背景的大学生为何去接近 “玄学”，因为他们知道 “未知领域” 可能是当下科学未探明或被验证的领域，他们也在找 “玄学” 中与现实的连接点。例如，辟邪恶（避免小概率或危险事件）、避骄纵（避免引火烧身或乐极生悲），避免自谶（防止一语成谶）等。这些都是安全自保的被动防御方式。

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在逃避问题，或是许下心理期望，以心理暗示进行自我安慰。但有时对某些人是有效的。比如在灾区，宗教服务比心理服务更受欢迎。为什么？

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一个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自己的命运有多少的掌控力。当掌控力低时，我们就会出现无力感、无价值感、无自主性，这些都是 “内卷” 下的心理特征。这时，人们就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老天，“头顶三尺有神明”，交给一个也许能够控制我们人类的神灵。

“网易数读” 2023 年的调查 [3] 发现，现在年轻人对寺庙的关注度是从 2022 年下半年开始，到 2023 年上半年一下子增加，18 岁到 30 岁的年轻人大概占到进寺庙人群的 45%，将近一半，足以可见年轻人对世间的无力感，缺乏对命运的掌控力。调查还发现，年轻人到庙里更多求的是前程，比如学业、事业、财力，但是不问婚姻。

一些年轻人格外偏爱寺庙游，到清幽禅静中去寻找心灵慰藉，将人生转机寄托于超自然力量。人在困境时需要找一些心理安慰。我们虽然不排斥，但一定要告诉年轻人，它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要去解决问题，还是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也需要社会支持。正如他们所说：“早起上完香不耽误坐地铁搬砖，谁还不是一边祈福一边奋斗？”

《晚点》：如果说 “求佛” 是年轻人应对不确定的未来的一种方式，另一些年轻人则选择了 “考公”“考编” 来求未来的稳定，但竞争非常激烈，一些人进了体制后也出现不适应。

许燕：现在年轻人想 “上岸” 更难了。因为政府支出偏高，有些地区的机关已经发不出工资，有的也开始大量缩减岗位。年轻人在工作岗位缺失时，就开始考虑上学。社会要给年轻人提供发展的路径与生存机会，学校也可面向应届生把硕士、博士的名额开放一点，大力发展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可能是条缓解社会压力的通路。中国的学历早就通货膨胀了，在学习型社会里，年轻人回归学校，也是知识蓄池、自我积累的过程。

《晚点》：相比追求避险的 “考公”“考编”，还有一些年轻人选择追求风险的 “暴富”，2023 年中国的彩票热就是典型，销量同比增长近 50% [4]。这可能反映了什么群体心理？

许燕：现在有的商家总要隔出一个空间来卖彩票，因为买彩票的人多了。在原有的常规系统中已经获得不了的东西，那只能奢望在非常规系统中寻求了。特别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更会做 “小投入、大回报” 的梦想，赌徒和侥幸心理就开始有了。

但是你问年轻人，他们有的会说这是一种简单、快捷获取快乐的方式。他在买彩票时，就没想着要回报，接受了失败预期，所以一旦中奖，觉得是额外附加的，能带来很多快乐。这有点像去年流行的 “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种欲望激素，能迅速给你带来快乐，但它容易上瘾。像买彩票和赌博都容易上瘾，它们启动的是低水平激素的多巴胺。

当正常途径在缩减，异常方式就会流行。像缅北骗局也是投其所好。他们做局时，对你可能产生的各种心理反应都做了预案，见招拆招。其实除了多巴胺，还有很多获取快乐的途径，它们和人类的激素有一定关系。

比如内啡肽是奋斗激素，是一种痛苦后的愉悦，就像长跑超过极限后的兴奋；血清素是维持自我平和的激素，早上晒太阳会多分泌；催产素是爱的激素，拥抱、好的亲密关系让人幸福。这些都能让人获得快乐，缓解压力。

《晚点》：正如刚才我们聊的，现在年轻人不仅更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也开始热衷探索自己，像星座、MBTI 人格测试等就是例子。你怎么看待这几年心理学的火热？有被扭曲或者误解的地方吗？

许燕：星座预测人的性格和未来是伪科学。这里面的心理机制是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早在 1948 年就被学者研究了。它指人们在一种笼统描述的情况下，倾向选择那些能印证自己的描述。而且，有时人们测完以后会有心理暗示，会不自觉地按照那些说法行事，进行自我印证，形成循环。

MBTI 要比星座好一点，因为它应用了荣格的人格心理学理论，但 MBTI 的测量指标（如区分度、效度、信度）并不好，没那么科学。但它之所以流行，就在于它简单明了地让你知道你是什么性格的人，适合什么样的职业，简便易懂。

实际上，在科学的心理测量中，测量工具的保密性很重要，也不是计算机上简单的计算和排列组合，需要专业人士整合考虑。就像普通人检查身体得去医院，医生才能分析解释 CT 结果一样，心理检查（测量）也得去学校、医院等专业机构才行。

像很多人只是有抑郁情绪，本来可以恢复，还没严重到抑郁症。但他们被网上的心理测试 “确诊” 后，就往抑郁症的方向发展。这会产生误导，一定要小心。

《晚点》：年轻人应对现实的还有一种方法是 “发疯”，比如万圣节的上海年轻人有很多 “表达”，甚至有人觉得形成了一种 “青年文化”。怎么从心理学角度解读这一类的现象？

许燕：一般来讲，我们处理压力有两个路径——战与逃。战就是我要积极解决问题。但当某个问题解决不了时，我们必须学会保护自己，要学会逃，避开永远折磨我又解决不了的那个问题。我只有把它扔掉、放下，才能轻松地活出自己。

去年开始流行 “发疯” 这个词，强调自我奔放、自由的感觉。这是一种积极的表达。因为没钱是现实，我自身解决不了。我整天磕死在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只能让我感受苦海无边。那我也不想了、不比了，就看我能走通哪一条让我快乐的路径，就怎么来。

我觉得年轻人现在更多以 “发疯” 的状态来处理很多以往纠结的东西，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可能有些无奈，但能让自己快乐起来也不错。“躺平” 是一种无助、不反应的状态，但 “发疯” 是一种让我自己快乐的剧烈反应。这有年轻人的特点，避苦趋乐也是释放压力的好方式，说明他们 “活明白了”。

要给大家能够 “发疯”、宣泄的场所和机会。今年可能还会延续 “发疯” 文化。像大家在呼吁春节能不能放开放烟花爆竹？中国传统民俗认为，放炮可以辟邪，把过去不好的东西彻底给它崩掉，有一个新的开始，热热闹闹的，有利于我们现在的精神和社会心态建设。

不少人也在批评今年除夕不放假，不能让大家过个好年。社会朝向人性化的要求开始发展，你要能让我活得像个人。节日是给人带来快乐的时刻，东方的传统节日、西方的好的节日，都可以过，给大家提供更多快乐的时光。

要尽可能地让大家多过节，多一点快乐，像国外就有很多节假日。从弗洛伊德的角度讲，人的心理能量就这么多。为什么我们不让它在积极层面释放？

《晚点》：现在很多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都会受到网络影响，最让人痛心的是遭遇网络暴力后自杀的人，像 2023 年发生的就有染了粉红色头发的女孩郑灵华、武汉 “校内被碾压致死” 男童的母亲 [5]。网暴行为可能是出于什么心理？

许燕：有一种叫缺失补偿心理，贬低他人以提升自己的优越感，夺人眼球以找寻自己的存在感。有些网络喷子可能是在日常生活中受压抑或者受挫的群体。当现实环境对我们各种心理表达有严格控制时，他们就要找到一个可以安全宣泄的地方，“线下沉默寡言，网上无所顾忌”。网络具有匿名性，特别容易成为网暴者宣泄的替罪羊。他的攻击是对自己负面心理的宣泄，撕得越狠，越有畅快感。

还有一类人是本身具有邪恶快感。这是一种暗黑人格。这类人见不得别人好，当他看到比他好的人倒霉时，快感就出来了。他甚至愿意制造别人的不幸，这能让他酣畅淋漓。他们在网络上制造流言，重伤别人。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所述：“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

他们使用的道德绑架手段极具掩蔽性，常常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道德的名义指责别人，让人无以辩驳。社会道德严苛性加剧，会导致 “道德双标”。当社会不和谐时，幸灾乐祸就会出现。鲁迅不就因为国民无视自己同胞而弃医从文吗？他用的词是 “看客”，我们也叫 “看客心理”。

不良网络是一个情绪宣泄的垃圾场，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网暴常给对方制造不幸，像武汉那个男童的母亲双重受创，最后自杀。但在网络上没人能对此负责，你常常找不着谁是致她于死地的人，我们只能说是网络的一个群体，“法不责众”。比如你能证明谁的哪一句话致她于死地吗？所以很难界定，现在最多只是封号，很难进入法律程序。

实际上，网络从众行为很普遍，一种言论出现，大家不负责任地马上跟进。其背后的心理是责任扩散。当我是一个人时，我会考虑承担责任，但如果是一群人，我的责任就分摊给现场的其他人了。这会导致人们群起而攻之，不为自己的恶果承担任何责任。

《晚点》：很多年轻人找工作遇到一些困难，催生了 “全职儿女”“孔乙己文学”“四不青年”（指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育）这样的新词。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

许燕：“全职儿女” 不是 “啃老族”，他们是先在父母这个蓄水池里储备能量，然后借机进入社会，等待时机 “上岸”，比如考研、考公。它与 “啃老族” 不太一样，是一种无奈。找不到工作，但必须要有一个能够生存的地方，家庭成为儿女最能待得住的安全地带。一般来讲，在子女最困难或者没有自立的时候，父母都会给予支持。

“孔乙己文学” 是网络上的年轻人用来抒发自己当下苦闷的流行文体，表达有了高学历，却找不到心仪工作的困顿和苦闷。也是一种自嘲，挑战了 “读书有用论”。我们常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现实社会不是都能给人美好感，打压到一个人必须放下所谓读书人的脸面去生存。

无法放下的人只能自嘲说，“学历是我下不来的高台，就像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虽然央视网也在对话年轻人，“孔乙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代有志青年绝不会被困在长衫中”，但是年轻人觉得一些媒体的口气爹味十足，媒体的家长式思维已经不被年轻人所接受。

现在的社会把工作分为蓝领、灰领、白领、金领等阶层，有等级、高低之分。人往高处走，没人想跌落。但如今阶层两极分化越来越厉害了，只有少数中层能往上流动，其余基本是往下流动，并被固化在低阶层，“读书已经改变不了命运了”。孔乙己们或者有高学历的人，要做好往下流动的心理准备，这对他们来讲是巨大的心理挑战。

原来有个理念挺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个人心安理得选择一项工作，没有阶层、等级之分。只要我的本职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如果整个社会贯彻这种理念，工作没有高低之分，真正做到社会平等，那所有人都有面子，都有自己工作的价值感和尊严感。

一个社会的理想状态是橄榄型（两头小、中间大），但现在不只是中国，全球的两极分化都非常厉害，变成了哑铃型（两头大，中间小）。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发展的稳定状态。由于抗风险能力的差异，疫情也让财富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甚至占据了 2/3 的新增财富 [6]，导致中产萎缩、低收入群体增多。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四不青年” 说的是现在年轻人的社会生存状态。我有时会讲恋爱心理学，以前的学生又恋爱又结婚又生孩子；后来的学生慢慢地不太想生孩子，但可能会恋爱结婚；再到后来，学生不想结婚，就想恋爱；最后到现在，他们恋爱都不要了，观摩别人恋爱就行，替代性满足就可以了。

我问学生，背后根本原因是什么？他们说，家庭成本太高了。我们都知道人要有各种人生体验，谁都希望有一种心理的丰富感和生活的繁荣感。但如今，他们挑不起成家这个担子了，索性就放下。这是社会问题，不是个体问题，社会应该解决好社会分工的问题。

《晚点》：失业和贫困是造成焦虑、抑郁等情绪的重要诱因。极端的案例之一：在经历了欠薪、失业、找不到工作后，44 岁的资深建筑设计师金辉从供职过的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21 层一处窗户坠楼 [7]。一个人失业的人该如何调整心理状态？你有什么建议？

许燕：心理学有一个词叫 “中年危机”，就是 “上有老、下有小” 的中年人在拼搏事业的时期，最容易出现危机。因为他要承担自我成长和整个家庭的责任。本来他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也处在个人成长的关键期，突然失业，要比年轻人受创更大。而且现在各个企业在降低成本时，会先裁掉中高层的中年人，因为新入职的年轻人知识结构新、工资也低。中年人这种现状确实令人忧心，当人绝望时就会出现极端例子。

实际上，整个经济状态导致我们出现 “期望递减效应”。我们以前一说期望，意思是往高处走，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期望不得不呈递减的状态，我们的生活幸福感要不断降低。以前我们都说要追求美好生活，我只要努力，就能获得好生活；慢慢变成，我只要一个安安稳稳的水平；再往下走，我有些经济来源，能维持一种比较苦的日子；最后往下走，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无望，再努力也没用了，到无望、无助的失业状态。所以百姓期望经济快速回升，阻止住生活的下滑状态。

个人不知道这场危机什么时候能结束，等到危机结束的时候，人可能已经老了，一大批年轻人还在等着工作，自己的优势已经没有了。当个人的努力已经无效的时候，真的需要社会的支持与关怀。

从政府来讲，在完成农村的扶贫工作以后，要开始关注城市的扶贫工作。这要靠社会力量来支持，不完全是个人努力，需要政府、机构来帮助这些失业职工。所有的困难户都会沉落在社区，所以社区的关怀性活动要做到。不管怎么样，总要让人活下去。中国有 500 多万人每月人均收入为零 [8]。我们要尽可能减少零收入的人，对失业职工的关怀一定要配套跟进，要给他们最低生活保障。

《晚点》：你研究过教师的 “心理枯竭”，2023 年也有相关的悲剧发生，比如河南郑州一位 23 岁的小学女教师自杀 [9]。她在遗书中称，自己很想教书育人，但学校的工作和活动、领导的检查，让她像进了 “牢笼”。“牢笼” 一点点缩小，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你觉得我们该如何处理 “心理枯竭”，避免悲剧重演？这可能是当下中国职场的普遍性问题。

许燕：现在学校对老师的要求有点过多，比如原来学生 4 点就可以离校了，现在必须到 5 点之后，等于不给老师留有备课时间，把社会功能全都压到学校，自然会加重老师的工作负担。

我们去香港特别行政区调研时，发现他们的社区功能很重要，比如孩子 4 点放学到家长 6 点下班这一段，孩子归社区管。社区工作人员将孩子集体接回，孩子在一个活动站里在写作业等。香港社区工作人员多是宗教志愿者群体，其实大陆社区也有许多退休人员可以发挥余热。我们一直强调 “家、校、社” 一体，但社会的功能始终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而且，未来孩子的数量在剧烈减少，所以现在老师的编制也在缩减，工作量又超负荷，和教书无关的杂事较多。自杀的这个老师就觉得工作和她想得不一样，为什么干了那么多活，很多活还和教书育人无关？

另外，新入职老师的岗前训练很重要。要让他们知道目前教师的工作状况是什么样，应该怎样防止出现心理枯竭。其实这种老师一般都很有责任心、自我要求高，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好老师，但在最初没有保护好，职业预期不准确，应对力不足，导致出现这样一些问题。

《晚点》：好的岗前训练现在在职场上是个稀缺品。

许燕：对，以前我们说，入职三年后才会出现心理枯竭。现在不是，入职几个月后就可能出现心理枯竭。压力越大，枯竭出现时间就越早。从出学校门到进入职业门，这是一个质的转变，必须要有人引领一下。以前我们很多工作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好像少了，工作单位只管用你，缺少培养，就会出现适应不良。

现在职场上要重培养，不要只重使用。其实很多大的机构都会有新入职培训，这非常重要。我做过一些培训，发现职场新人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够由学生身份转到职场人身份，明显看到你对他们的很多要求，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但他们根本无所谓。如果角色转变不过来，以学生身份替代职场身份，结果会碰得头破血流。

学生身份与职场身份最重要的不同是由他控向自控的转变，职场上不再有老师的指点和帮助，时刻要自我提醒。责任心是重要的职业人格，要对工作负责，也要对自己人生负责。

我们之前也没有 “免疫教育”，很多家长太宠爱孩子，让他们觉得社会也该像家长宠爱自己那样，其实不然。家长、学校允许他们犯错，但职场常常不给犯错机会。

《晚点》：现在心理健康问题呈年轻化趋势，比如 18-24 岁青年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近 1/4；江西 15 岁男生胡鑫宇失踪，后被认定自缢死亡；四名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最小的 23 岁）在天门山跳崖引发关注 [10]。你在采访中也曾提到，疫情之后，孩子的自杀率增加，一个 6 岁的孩子会说，“我活着没有意义”。你觉得我们该如何应对儿童和青年群体的精神危机？

许燕：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心理相对来讲比较脆弱，没有经过大灾大难，一旦遇到社会的风吹草动，就会受到很多冲击。一开学，很多学校都处于防备状态，因为开学是孩子最容易自杀的时候，灾后会出现各种各样心理脆弱感的反弹。

这三年的封闭有点像心理学上的 “感觉剥夺实验”，就是隔绝人的所有信息通道，比如眼睛戴一个眼罩、耳塞让你听不到声音、皮肤全都给你缠绕着绷带。人开始处在感觉剥夺的环境下反应不大，几天后就有很多人无法坚持。因为持续的隔绝状态让人产生幻觉、精神崩溃等。实际上，三年疫情阻断了很多信息，虽然不像感觉剥夺那种绝对的剥夺，但是一种相对的剥夺，对人的心理健康也有一定影响。

青少年更容易受到这种影响，因为青少年更需要丰富的刺激，所以一下子出现很多问题，很多孩子采用极端方式，比如自残、自杀。自杀现象是有传染性的，有这种想法的人在网上看到有人自杀以后，就会学着自杀。特别是青少年，他们很多都是冲动性自杀。比如平常没跟父母 24 小时密集接触，现在天天在一起，冲突就会加大，父母的批评言语，有时也会引起孩子采取过激行为，所以反常规环境会引发很多异常心理反应。

青少年的自我调控能力比较弱，导致他们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失常行为。所以灾后的教育非常重要，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它要影响一个人至少 20 年。不是这一场灾难过去以后就风平浪静了。它是一个持久的心理消化过程。

《晚点》：如你所说，青少年的自我调控能力比较弱，那么家庭和学校应该多做一些工作。我记得你曾说，最大的空白区在家长，我们缺少 “亲职教育”（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母）。

许燕：对。缺少 “亲职教育” 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但有没有需求？有。原来我们学校的赵中天老师讲这门课，全校选修，在 500 人的大教室里面讲，大部分学生想选都选不上。但后来他退休以后，就没人讲这个课了。

《晚点》：这门课火热的缘由是什么？

许燕：弗洛伊德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成年人的问题都能在童年找到根源。” 这个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它更多是针对有问题的群体。我们反过来追踪寻源的时候发现，有问题的群体和他们的家庭是有关系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说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具有内核性、重要的人格品质都是在学龄前形成的，像乐观、希望、坚韧。希望决定卓越人生，乐观决定幸福人生，坚韧决定成功人生。乐观是在两三岁形成，希望是在三四岁形成，坚韧是在五六岁形成。

这些是未来能让他抗压的核心品质。我们早一点给孩子植入这些人格品质，他以后就能抗压。如果我们早期没有对孩子植入这些积极的心理品质教育，以后就会出问题几率就会增加。

《晚点》：问题是如何植入。很多父母也很茫然，应该如何做？

许燕：有不同的方法。乐观是你看待事物的态度。积极和消极截然不同。比如爸爸每次回家都会抱孩子。有一天，爸爸回来沉着个脸，倒头就睡了。这时，2 岁的孩子就跟妈妈说，爸爸不喜欢我了，很难受。等于是对特殊事件做了消极的泛化性结论。

那妈妈就要调整孩子的心理，把他的消极的想法局限在这个点，不能放大处理。可以告诉他，爸爸今天太累了，等他休息好了以后，就会来抱你。让孩子从对事情的消极解读转化成积极解读。

希望的品质包含三个要素：首先是人要有目标。“目标思维” 很重要，能让你以最捷径的方式达成目标；其次是 “路径思维”，这是实现目标的方法；最后是 “动力思维”，你必须要有克服困难、实现目标的信念。

在培养孩子目标思维时，有时孩子要做某件事情，你要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孩子有时做事根本不想。你问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有什么价值，可做还是不可做，这都要他做一些判断，不是都随心所欲。

一般我们主张坚韧在 3 岁以后培养，关键期是幼儿园大班到小学一年级。不要过早地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特别是 3 岁之前，亲子依恋期的时候不要去做，这时要给孩子安全感。稍微大了以后开始锻炼孩子克服困难的品质，可以给他设置障碍。不能让他认为一切都是风平浪静，要给他制造一定失败。

制造失败以后并不是不管他了，要看他对失败的反应。如果他不怕失败，克服了困难，就要表扬他。如果他破罐破摔，就要帮助他，和他一块儿克服困难。你让要他体验到换个方法就能解决困难，体验到成功。慢慢让他形成遇到困难不放弃、找到解决办法的习惯。类似这样，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培养孩子。

《晚点》：感觉这不只对孩子有用，成年人也需要培养这些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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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燕：这些品质实际上是从成年人那里得出来的，我称为 “人格金三角”。为什么有人有这些积极人格品质，有人没有？很多积极的心理品质是从孩童时代就要培养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是人类普遍规律，所以人格品质要早培养，让它早发挥作用。

《晚点》：2023 年主播李佳琦说：“找找自己原因好吧，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这引发了网友 “声讨”，背后似乎反映出一种时代心理变化，努力不一定能取得相应回报。

你怎么看待年轻人这种心态变化？岁末年初播出的电视剧《繁花》非常火热，也触发了一些人怀念 1990 年代的中国，觉得那时普通人更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机会很多、空间更大。

许燕：李佳琦说了一句和现在时代不吻合的话，认为穷就是你自己的问题，触动众怒，引起人心理的反弹和抗拒。因为这个时代不是我们造成的，但我们遇到了。我们无法选择时代，也扭转不了时代特征。不同时代的人所处的社会境遇不同。

《繁花》反映了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做事情，汪小姐是一个典型。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特征，现在有所不同。现在是靠个人努力不一定获得成功，因为个人的力量在减少，社会的力量在增加。大家努力奋斗的结果是内卷。

《晚点》：面对慢增长和弱流动的未来，人们是不是需要通过心理调整来适应未来变化？有学者建议人们要适当学会反内卷，要破除单一评价体系，不要主动把自己异化为工具，积极追求自己的人生意义等等。你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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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燕：其实大家都想反内卷，在内卷的环境中，被卷的人和卷别人的人都不快乐。如果大家都不快乐，一定是我们现行运行规则有问题。如果规则不改变，内卷也改变不了。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句话说，如果科技发展没让我们的工作轻松，反而更内卷，那它一定是错的路径。大家都在思考真正正确的路径在哪里？

内卷是一个大的时代潮流，每个人都在漩涡中。当你在漩涡中想逆潮流而过，仅靠个人力量不足以逆流而上。当我们每个人都无力面对内卷时，其实应该是社会治理的运行时刻。政府怎样在社会发展中能让人们提高工作的幸福感，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在工作当中，我没有处于一种真正的 “人” 的状态，甚至我会接受这种 “非人化” 的状态——我是工具，我能够被别人当工具，说明我还是有价值的。情感老是刺痛我，所以我要隔离情感，不要情感。我也不要自主、不要自由，因为自由会带来痛苦、无奈。我任何自由的选择最后都是碰得头破血流。我就像动物一样，处在被支配的被动地位。躺平、佛系实际上都是放弃自主性。

“非人化” 来自于马克思讲的 “人的异化”，其实就三个特点，像动物一样无自主性、像机器一样无情感、像工具一样被利用。现在很多人都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怎样让一个人活成真正的人，发挥人的自主性？怎样让人快乐生活？人要怎样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别人的价值？

现在很多孩子实现的是父母的价值，而不是自己真正的价值，孩子也被父母工具化。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女性就是生孩子的工具，就该做家务，男人就该在外面挣钱。本身应该是一种人之间的关系，可变成工具关系。怎样去工具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竞争性的环境中，实用性的哲学观点太占主导地位了。我们在做中国人近 40 年价值观变化的研究，发现从 2013 年以后，实用型价值观取代了社会型价值观，一直处在第一位。从实用价值来考虑问题，追求利益最大化，先考虑利益，再考虑别的，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作为判断价值的指标。这是一条非人性化的路径，也是社会深层次的问题。

《晚点》：与之相对，你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提倡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许燕：要活到真正人的一种境界。

《晚点》：怎么才算活得像真正健全的人

许燕：能够遵循自己个人的意愿，你能决定你自己的命运。比如我不想考大学，就想做一个厨师，那我就不用非得走高考这条路。我就按自己的兴趣走。西方很多人的生活都是遵循个人兴趣。

兴趣是一个人生命力最光彩的点，也符合 “行行出状元” 的理念。在我的兴趣点上，我能做得比别人更好，那我就是这个行业的状元。

人类最幸福的状态是能够获得愉悦感，不被痛苦纠缠，没有那么多生活的苦恼和困境缠绕你。

最后，有尊严地活着。现在很多职场冷暴力，最重要一点就是让人没尊严。你干活干得再好，我都要否定你，忽视你的贡献。70% 的职场人都遭遇过冷暴力，被欺负过。这是对人性最大的灭杀，好社会是要给人以尊严，形成 “自尊自信” 社会心态。

能实现这三点就是一个人，不能实现就是去人性化。

《晚点》：可否分享一个你所知道的、具体的活成了 “人” 的例子？

许燕：我的导师张厚粲是一个典范。我在张老师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对学术的追求。她 14 岁对心理学产生兴趣，立志要学心理学，18 岁开始学心理学，后面遇到多次政治运动，每次都受冲击，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过心理学。到 1978 年心理学专业恢复时，她已经 52 岁了。她说，我真正的人生是从 52 岁开始的。

张老师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孙女，大部分亲戚都在国外，她会 7 门外语。但她说，“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最开始她想出国交流，都不被批准，怕她 “叛逃”。申请了四次后，她才第一次出国交流，带回前沿学科知识，讲给学生。

她做了很多大事，包括中考、高考改革，职业自学考试，儿童阅读等。她拿了很多国际奖，像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的 “艰苦卓越成就奖”，中国只颁给了她一人。

但我觉得她最重要的是人格品质。她对学术要求特别严格，不仅自己做到尽善尽美，也对学生严格调教，直接指出你的不足。那时我们所有学生都被她骂哭过，但我们很多能力就是靠这样培养起来的。那个时代的师生关系像师徒，很有人情味，但现在学生叫老师 “老板”，老师要给学生发工资，是实用性的工具关系。

我们说做人要做到 “真”，我在张老师身上看到什么叫活成 “人” 了。她为人坦荡、真真切切、自主性强、情感表达直接——我喜欢你就肯定你，不喜欢你某一点，我就直接跟你说，从不在背后使坏。她从来不把我们当工具，别人也不能把她当工具。

《晚点》：你提倡要 “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很多 “鸡汤” 也会说 “成为更好的自己”。你觉得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许燕：年轻人早就 “反鸡汤” 了。他们不希望被洗脑、被幻觉，更追求现实的真实体验，不回避困境，承认自己的不足。除了奋斗，他们还会选择各种生存方式，例如佛系、躺平、发疯，活出自己的样子，不是别人制造的样子。

我所主张的 “成为更好的自己”，就是要提倡遵循人的真实本性活出人的状态，而不是父母制造出来的 “我”、社会驯服出来的 “我”、奋斗挤压出来的 “我”。以自己的最佳状态快乐地学习和工作，而不是在比较或竞争体系中痛苦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