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从志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月25日，娃哈哈集团发布讣告，娃哈哈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宗庆后，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2月25日10时30分逝世，享年79岁。

2018年，在做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专刊时，本刊记者曾在杭州市上城区清泰街160号采访宗庆后。那栋六层的低调灰色办公楼，是娃哈哈诞生的地方，也是如今集团总部所在地。当时已经73岁的宗庆后依然保持惊人的工作强度，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11点。他的办公室连着卧室，居住和工作一体，也就似乎没有上下班之分。

当时的采访中，这个久经沧桑的老人平静从容，声音不大，有着吴侬软语特有的腔调。他们那一代人像是活在历史中，又穿梭到现实里，个人命运与时代脉搏如此紧密相连，有些人引领了时代，有些则被淹没。宗庆后无疑是前者，他带领娃哈哈创造了中国经济史上的许多奇迹。

但宗庆后始终不忘，自己是从最底层崛起的凡人。在他前半段的人生经验中，政治运动、贫穷、饥饿感是更刻骨的记忆。他42岁才开始创业，而这也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是没有出路的年代里使劲为自己找一条出路。

“摸着石头过河”既能形容那个时代整个国家的状态，也是对企业家们的真实写照，他们开始创业时对市场对管理几乎一无所知，只能下狠功夫，想死办法，真正扎到泥土里去。宗庆后曾踩着三轮车给杭州各个小学送校簿、送冷饮，背着老式落地电扇去全国各地推销，没钱进展销会就在门外铺地摊……就是这样用双腿去丈量中国市场。后来有海外媒体把他誉作“中国经营大师”，因为他把许多外来的跨国公司看不懂的东方市场——尤其是农村和城镇市场——玩得出神入化。

在市场中的耕耘给了他回报。在宗庆后带领下，娃哈哈用几年时间就成为中国食品饮料行业的龙头企业，产品遍布大江南北，甚至走出国门。宗庆后的个人财富也达到顶峰，2010年，他首次荣登胡润全球百富榜中国内地榜首。2012年，《福布斯》发布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单，他以100亿美元的净资产重新登上首富的宝座。

不过，“首富”的桂冠在他看来更多意味着责任。身为****，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乎民生的议案，2013年“两会”期间，宗庆后建议国家建立阶梯式的供房制度，降低老百姓的住房成本。他还是免征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提倡者，多年来在人大和许多其他公开场合呼吁通过税制改革提高老百姓收入。但他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穿布鞋去开会，坐高铁二等座出差，一年花销只有五六万元，这样的细节屡见报端，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时代仍在飞速变化，娃哈哈需要继续改革。当时的宗庆后说，自己以前做的事、管的事的确太多，让大家有依赖性。彼时娃哈哈正在逐步培养管理层，三个副总在负责集团内部管理的改革。但他又明白，团队成熟需要时间，自己还不能完全放手。“这一步总归是要走的”，他希望的是娃哈哈能走得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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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宗庆后和娃哈哈创造的奇迹正是改革开放40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以下为宗后卿在2018年第40期《创造者:荣耀与道路》中的自述:

口述|宗

采访、整理｜张从志

17岁初中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上山下乡运动，于是我下了农场，开始在舟山打工一年，拉土堆石填海，但是填海后发现那个地方种不了棉花。我们被调到绍兴茶园，在那里呆了14年。在农村待了15年，虽然劳动很辛苦，但锻炼了身体，培养了克服困难的意志，这为我后来的创业奠定了基础。

1978年，我回到杭州，代替母亲到上城区邮电路小学校办工厂当工人。当时全国人民都是无产者，吃着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多，但生产的粮食仍然不够吃。他们必须支付一切费用，生活贫困。我回来的时候是十二月。不久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把国家建设中心转移到经济上来。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年后，这些城市也开始改革。借此机会，1987年我承包了上城区校办企业的经销部，终于可以放开手脚自己干了。当时，大量的人通过承包开始创业。

宗后卿（余楚忠摄）

起初，发行部只有两个退休教师和我。启动费用为4万元，其余14万元为贷款。我们不得不自己赚钱。领导给全年定的利润目标是4万元。当时整个校办企业的利润是几千元，但我答应出10万元。之前在校办工厂做供应商，贴过纸箱，卖过电表电风扇，在底层干了近10年。我了解市场，所以我有信心。我们从一个小生意开始，向各种学校供应文具、纸张和其他生活用品，然后代销和代加工花粉口服液。一年后，我们拿出成绩单，上交利润22.2万元。

1989年，我们开发出第一款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当时接触小学比较多，看到很多小学生面黄肌瘦。按理说，这个时候人们吃不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应该是这样的。后来有调查发现，很多小学生都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由于当时的独生子女政策，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爷爷奶奶对他们非常宠爱，这使得许多孩子养成了偏食和不喜欢吃饭的习惯。我请浙江医科大学的朱守民教授帮助我们开发儿童营养液，其主要功能是增进食欲和改善儿童的营养结构。我们还邀请了全国许多著名的营养专家帮助我们调整配方供应商，我们也得到了陈云女士和于若木同志的大力支持。后来投放市场，孩子们喝了效果很好。正是在这一年，我们正式更名为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

娃哈哈儿童营养液

当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还供不应求。而且敢于先做广告招人，知名度一下子提高了，产品很快就供不应求。我们想扩大生产和建设新工厂，但当时娃哈哈还是一家小型企业，因此很难批准土地。就在此时，街对面的杭州罐头厂（以下简称“杭州罐头厂”）亏损严重，资不抵债。当杭州听说我们要扩大生产时，它决定让我们合并罐头厂。事实上，当时我们只有十几个正式员工，并带来了100多名农民工，而杭州罐头厂有2200多名正式工人和500多名退休工人。娃哈哈成立仅四年，杭州罐头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在计划经济时代，这里曾是中国十大罐头厂之一，也是外贸部指定的出口加工企业。它曾是无数杭州人向往的大型国企，旱涝保收，福利待遇诱人。

为了保险起见，杭州最初提出了代管或合资等几种方案，还提出了两家企业合并的方案。娃哈哈不需要花一分钱，只是接受了500名工人。这样一来，娃哈哈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吃掉杭灿的工厂和车间，迅速开工。我没有接受这些计划。如果我想合并，我会完全合并。否则旧账算不清，企业很难放手发展。最终市里给出的方案是我们投资整体收购杭州坦克，同时负责接收原企业的500名合同工。其他员工将解除劳动合同并通过提前退休和下岗进行分流，退休人员将由杭州市安置。我告诉市领导，政府不需要考虑人员分流，我们愿意接受所有员工。

结果工作组进去后，遭到了杭参员工的强烈反对，他们觉得一个小学校办企业合并了他们的国营工厂，让他们很没面子。当时的舆论也很不利，指责我们资本主义复辟，公有经济解体。当时领导压力很大，找我谈话。我说既然我管了，就要管好。

我去工厂和员工交谈，我告诉你，一个是谁年龄大，谁年龄小。你的员工确实比我们多，但没有业务，我们就拿不到工资。现在我们的产品供不应求，当年的利润达到2000多万元。员工可以获得70到80元的月光奖金。那时，杭州坦克手一个月只挣30元。而且我答应他们，前三个月可以按照娃哈哈的标准给大家发奖金，大家自己劳动挣。还有一股来自工厂干部的反抗力量。他们担心合并后我们会抢走他们的所有职位。说实话，我们十几个人，没人受得了。我说干部不动，表现好的提拔。当然，那些表现不好的人不会。大家一听就拍手叫好。

最终，我们总共花了8000多万元收购了杭灿，还接管了他们所有的债务和员工。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还清了杭灿的所有债务，罐头厂转亏为盈。如今，这是娃哈哈规模化经营的关键一步，真正实现了我们从小工厂到大企业的转变，我们接手的2000多名工人也成为我们后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当时关于首都姓氏和社会姓氏的讨论正在进行。经济仍以国有企业为主，没有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有时因投机而受到批评。我们合并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第一次，而且相当轰动。报纸称之为“小鱼吃大鱼”。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同志公开表示支持我们，《杭州日报》和《解放日报》也发表了几篇支持我们的文章。直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这种模式才开始公开推行，阻力小了很多。

1994年，三峡水利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号召我们帮助西部贫困地区。我也赞同小平同志当时提倡的精神。没有东西部的全面繁荣，国家就不会强大，所以我们实际上会去西部。当时西部地区的观念比沿海地区更落后，各方面的条件也很差。我们的对手是重庆涪陵。我去了那里后，决定在那里投资建厂。我打电话回杭州，要求各部门抽调干部组成考察团进行调查。结果，所有人都一致反对在涪陵建厂，理由有很多，比如交通不便、气候恶劣等。

但我决定这么做。一方面响应国家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号召，用实际行动为国家分忧；另一方面，四川人口众多，我们在那里也有市场。但是，当时交通不方便，从杭州发货非常困难。而且铁路运输受指标限制，一个月只能发一次，对我们开拓市场非常不利。因此在那里建厂离市场更近，可以节省大量运费。最终工厂建成，投产第一年就实现了5000多万元的产值和400多万元的利润，并成为当年重庆市“50强”工业企业之一。这也成为对口支援的一面旗帜，得到了多位领导的肯定。后来很多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都希望我们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真正走向全国，并相继在杭州以外建立了80多个生产基地，其中一半以上是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和贫困地区。虽然当时这些地区的条件似乎很差，不适合办厂，但事后证明，这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我们企业自身的发展。

1992年4月28日，宗后卿因对企业经济发展的贡献受到表彰后流下了眼泪。

娃哈哈是从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对市场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最后我们总结出自己的经验。刚开始的时候，全国的销售网络还是很健全的，从一级站、二级站、三级县公司和四级批发到零售店，我们利用这些渠道来销售产品。改革开放后，出现了许多农贸批发市场。因为它的成本低，没有税，价格比国有的低，国有网络被冲垮了，我们进入了农贸批发市场。后来农产品批发市场多了，它们之间的价格战也影响了娃哈哈的销售。我们开始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从市一级延伸到县一级，逐步发展。虽然当时产品供不应求，但我们仍然遇到了坏账的问题。从1994年开始，我们实行“联合销售制度”，要求经销商先交定金，然后才能拿到货。当然，我不会让你受苦。我会付给你比贷款更高的利息，从而解决坏账问题。得益于这么多年来的这种模式，我们的现金流一直比较充裕，无论经济多么困难，我们都能生存下来。后来，联合营销系统基本上成为行业惯例。桃酥

在各地投资办厂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也表示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当时房地产市场确实在上涨，但我没有这么做。我觉得，有些钱适合你赚，有些不适合。我们还是要坚持发展主业。如果我们在那个年代从事房地产，我们可能会做很多事情，因为我们有相对强大的资金和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但我不后悔。在做大主营业务方面，我们和房地产一样出色。现在许多小型房地产公司都被困住了。起初，他们可能会获得巨额利润，但后来，这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们这一代的老企业家，很多都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起初，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努力工作。如果他们积累了更多的资产，他们将不得不承担社会责任。如果能帮助人民致富，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就不会有贫富矛盾，社会就会和谐，企业家的财富也会受到尊重。我从社会底层做起，过着贫穷的生活，理解穷人的生活。我还在接触社会底层。如今，许多人，尤其是那些留在城市工作的人，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他们买不起房子，甚至租不起房子，教育和医疗费用也很高。政府也应该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增加他们的收入。总的来说，只要人民过得好，一切都会好的。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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