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鳄”们的共谋,谁在控制着大豆供应链?
文字:王绍光李亚飞
来源:了望智库(id: zhczyj)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大豆产量最高的国家,约占总产量的90%。目前,全球60%的大豆出口面向中国市场。这一巨变是国际资本介入和操纵大豆产、供、销链条的结果——大豆逐渐成为跨国粮食大鳄敛财的工具。
那么,国际资本对大豆种子、种植、贸易和加工的控制程度如何?资本在获取巨额利润同时,如何损害大豆种植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了哪些危害?
01
从“大豆王国”到进口依赖
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在中国已有4000多年的种植历史。直到二战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大豆产量最高的国家,约占世界大豆产量的90%。
中国的亚洲邻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和尼泊尔等。)也开始种植大豆。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大豆产量最高的国家,约占世界大豆产量的90%。图|图虫创意
大约18世纪上半叶,欧洲开始种植大豆。
1765年,大豆作为“中国的野豌豆”首次被引入北美殖民地。然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大豆才在美国真正起飞。在接下来的50年里,美国主导了世界大豆生产。1961年,美国生产的大豆占世界总产量的68.7%;中国排名第二,产量份额降至23.3%;来自其他国家的大豆合计约占8%。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大豆农业在拉丁美洲迅速发展。
1974年和1998年,巴西和阿根廷的产量相继超过中国;2002年,两国的总产量超过了美国。到2011年,中国大豆产量仅占世界总产量的5.55%,而美国的份额为31.88%,巴西为28.67%,阿根廷为18.73%,其他国家的份额达到15.16%,创历史新高。其中,印度产量达到1228.2万吨,几乎是2004年的两倍,相当于中国产量的85%。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豆消费量正在逐年增加。1964年,消费量不到800万吨,到2010年已跃升至近7000万吨。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上升。
与消费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4年至2010年我国大豆产量变化不大,高峰时期不到1700万吨。2010年,中国大豆产量不到1500万吨,而消费量高达7000万吨。2021年国内大豆产量为1640万吨,消费量为10872万吨,两者之间的差异取决于进口。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基本上不需要进口大豆。此后,大豆进口量迅速增加。到2011年,进口大豆在中国消费中的比例已经达到80%以上。2012年,中国进口大豆5838万吨,比上年增加1.53%,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
从全球大豆贸易来看,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仍然微不足道。直到20世纪最后两年,中国的市场份额才超过10%。然而,从那时起,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市场份额突飞猛进。目前,世界大豆出口总量的60%涌向中国市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2010年,荷兰合作银行发表了一份题为《全球食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的报告: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了冷冻鱼、羊毛、棕榈油、棉花等农产品,但最大的农产品贸易是来自阿根廷、巴西和美国的大豆,总价值约为200亿美元。
灯影牛肉丝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
02
资本干预,从食品到商品
直到20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基地,当时各国之间几乎没有大豆贸易。正是跨国资本的介入导致了大豆产区和大豆贸易的巨大变化。
1908年,以日本三井株式会社、丹麦宝龙洋行、俄国犹太商人创办的罗曼卡巴金父子公司为代表,开始了向欧洲出口大豆的贸易。随着资本的介入,大豆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食物——它不再是富含蛋白质并能提供食用油的人类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可以为资本家谋取利益的商品。最大的诱惑是它适合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种植。
大豆对资本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适合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种植。图|图虫创意
目前,大豆生产主要集中在四个国家:美国(约35%)、巴西(约34%)、阿根廷(约11%)和中国(约5%)。这四个国家的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90%。无论在中国的东北还是在其他地方,当你去大豆产区时,你经常会看到无尽的田野工作。
大豆及其制品(豆油和用作饲料的豆粕)在世界各地都有消费。只有通过大规模的跨国贸易,生活在其他国家的数亿人才能消费大豆和大豆制品。这样,从资本投资到种植,到贸易,到加工,再到消费,产供销链变得越来越分层和复杂。
那么,谁控制着大豆供应链?
资本是推动全球大豆产供销一体化的关键因素。在数百万大豆种植户和数十亿消费者之间有一条漫长的大豆产供销链,每个环节都被跨国公司渗透。他们包罗万象,不放过产供销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实现利润最大化。
跨国公司是控制大豆产供销链的主体。
在全球金融市场上,资金充裕的投资者(包括大公司、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信托和银行)可以在几秒钟内使用全球数万亿美元寻求最快和最高的回报。
为了追求稳定的长期投资收益,金融投资者将大量资本投入全球粮食生产和农产品贸易。这使得一些经营农产品的跨国公司很容易筹集到巨额资金。有了这些资金,这些跨国公司可以开展新业务,收购规模较小的国内公司,在世界各地收购大量公司,并收购大型竞争对手。粉丝煲
这种能力是单个经济体、普通公司甚至一些小国无法比拟的。由于这些优势,少数跨国公司足以在大豆产、供、销链的每个环节(基因、种子、农药、化肥、贸易、加工、分销和零售)对全球市场形成垄断控制。
03
四大国际粮商勾结
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被称为世界四大谷物商。国际四大粮商,简称“ABCD”,控制着全球80%的粮食交易量和90%的大豆交易量。其中,前三名来自美国,最后一名来自法国。
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简称ADM)成立于1902年,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制造公司,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油菜籽、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生产商。
Bunge成立于1818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油料种子加工商。
嘉吉公司成立于1865年,是美国最大的私营企业。
路易达孚成立于1851年,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农产品和食品贸易及加工企业,业务足迹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
ABCD之间的横向联盟非常常见,例如1993年路易达孚与ADM的合资企业,1995年邦奇与嘉吉的交流与合作,以及2001年路易达孚与嘉吉的合资企业。
此外,由于ABCD控制环节的差异,它们通常会形成各种联盟,从合资企业、合伙企业、长期合同协议到其他形式的战略联盟。
总之,这些联盟反映了它们的共谋而不是竞争。这些战略联盟并不完全由某一家企业拥有或控制,而是由许多企业形成的非常紧密的契约关系网络,从而增加它们对大豆产、供、销链所有环节的控制。
例如,ADM与跨国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诺华合作。大多数人只知道诺华是世界制药巨头。事实上,它也是农业化学产品中的隐形鳄鱼,并已涉足全球市场。2000年,诺华集团的农化工业和阿斯利康农化工业合并成立先正达公司。
再如,1998年,久负盛名的孟山都和嘉吉公司各出资50%,成立了合资企业——瑞纳森有限责任公司。
两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商业战略截然不同,但它们走到了一起,旨在将孟山都在种子和生物技术方面的优势与嘉吉在粮食加工、销售和风险控制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
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投入企业(农药、化肥、种子和生物技术巨头)嫁给了世界上最大的谷物商人(从事贸易、加工和营销)。前者需要后者遍布全球的加工和处理设施,以确保使用其产品的生产者有下游市场;反过来,通过加强与上游合作伙伴的合作,跨国粮商也可以加强对大豆种植户和原材料的控制。
在这些联盟中,不存在开放市场的问题。因此,在产供销的整个过程中,竞争和价格的发挥没有任何作用。
04
“掠食者”的全球布局
这些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大鳄们收获颇丰。如果我们以1999年为起点,到2012年,ADM的净销售额增长了4.8倍,Bunge的净销售额增长了7.55倍,相对而言表现最差的嘉吉的净销售额也增长了2.93倍。这些跨国粮商的利润正在上升。2001年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利润都大幅上升,这与1996年至2001年的前几年形成了鲜明对比。
路易达孚集团从不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只有旗下大宗商品公司(路易达孚大宗商品)偶尔公布销售业绩,其净销售额在短短四年内(2008年至2011年)几乎翻了一番。
最新数据是,2021年国际四大粮商营业收入合计近3300亿美元。其中,Archer Daniels Midland以852.49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实现了120年来的最佳业绩。与2020年相比,邦吉和路易达孚的年度利润均增长了80%以上。嘉吉公司的年收入达到1344亿美元,利润同比增长64%,创下了该公司156年来的最高纪录。
这些粮商并不直接参与大豆种植,但他们通过发放生产贷款和建设交通设施(铁路、公路和港口)控制了北美和南美的大豆产量,以至于那里的大豆种植户不得不用大豆低价偿还贷款。国际粮商以相当低的价格收购大豆,然后通过国际期货市场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价格出售。理想情况下,他们当然希望买价和卖价的差距越大越好;然而,为了压垮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们还会人为地降低销售价格,并实施低价倾销策略。
此外,四大粮商在信息占有和处理方面更占优势。它们都是全球化布局,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专门收集市场信息的机构,与公司总部的信息处理中心实时沟通,并由专业人士进行整理和分析。它们一年365天、一周7天、每天24小时运营,为国际期货市场的买卖决策提供支持。
05
消费者是赢家吗?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进口国的消费者也可以搭上成为赢家的顺风车呢?
伊利冰工厂
不一定。
只要有可能,这些公司就会将低价采购的收益作为利润保留下来;只有为了打开或巩固他们在某个地方的市场份额,他们才会暂时让那里的消费者受益。
许多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农产品的外观价格与最终销售价格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例如,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全球商品交易中(作者举的主要例子是农产品),两者之间的差价越来越大,当时每年高达1000亿美元,而跨国贸易公司的垄断行为是罪魁祸首,因为跨国公司的市场影响力越大,两者之间的差价越高。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的一项研究也指出,自1980年代以来,生产者价格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特别是在市场高度集中的国家。换句话说,消费者迟早也是跨国资本垄断的受害者。
真正的赢家是拥有巨额资本的跨国公司。时机成熟时,他们可以提高全球市场价格,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这种分析成立,消费者最终将成为受害者。2008年前后,不仅大豆价格飙升,其他谷物的价格也大幅上涨。粮食价格上涨引发了世界各地的粮食骚乱,并导致一些国家的政权更迭。
资本获利的同时,人和自然也付出了代价。
首先,资本管控对大豆产、供、销链条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生产带,种植单一作物可能会破坏土壤的天然微生物组成,造成土壤流失;这种危险在严重依赖农用化学品的地区尤为突出。
更可怕的是,巴西大豆生产的快速发展成为亚马逊雨林遭到大规模砍伐和焚烧的重要原因之一。仅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被破坏的森林面积就相当于葡萄牙面积的两倍。森林的消失释放了大量原本隐藏在植被和土壤中的二氧化碳。亚马逊雨林的森林砍伐和树木燃烧使这个“地球之肺”变成了“碳排放大国”,使巴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这些排放中高达75%来自对雨林的破坏。
亚马逊雨林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最多样的生物资源,有数百万种昆虫、植物、鸟类和其他生物。对它的大规模破坏显然会同时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最终危及人类安全。此外,除草剂的滥用会导致地下水的污染和“超级杂草”的出现。
其次是失业和饥饿,这是大农场取代小农场的后果。
土地规模大,资本密集,严重依赖农药(农药和化肥)和农业机械,这种游戏只能由资本雄厚的大地主和投资者玩。他们从贫困农民手中购买田地,逐步取代小规模和多样化的生产方式。
在巴西和阿根廷,大豆最初是在小型家庭农场生产的,规模约为5-50公顷(约75-750亩)。后来大豆农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小农场占用土地的比例越来越低。
近年来,新的大豆种植园往往在1万至5万公顷之间,这意味着土地所有权进一步集中在大地主和投资者手中。巴西和阿根廷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大部分农场都是小型农场,但大部分土地都被大型农场占据。小农场每8公顷土地需要雇用一名工人,而大农场每200公顷土地只需要雇用一名工人。
因此,大农场取代小农场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大量家庭农场主成为无地农民,现有农场提供的就业机会急剧减少。进入城市意味着住在贫民窟,而留在农村意味着挨饿。
幸存的小农场不得不严重依赖跨国公司提供的信贷、种子、机械、化肥、农药和销售渠道。他们无法与拥有雄厚资金和全球布局的跨国粮商竞争,因此不得不在双方的博弈中承认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