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6500种食品一同涨价，日本真养不活自己了？

文:熊

来源:南方周末（ID: Southern Weekly）

据央视财经援引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从2022年10月1日起，日本超过6500种食品的价格将上涨，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最大的一次涨价潮。

“短短两个多月，一公斤苹果从300多日元（约人民币15元）涨到了800日元。”东京市民伊藤静·智（音译）也发现大多数“百元店”的商品价格都在500日元以上。

长期以来，日本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但物价上涨的浪潮使“摆脱100日元”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词汇，食品和服装、汽车和电子产品等各类消费品都在涨价。

2021年3月，《廉价日本》一出版就在日本走红。如今，其所描述的“低欲望社会”和“世界上最便宜的日本商品”现象与当前形势格格不入，一种令人担忧的“日本还能养活自己吗”的论调悄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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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进口价格在一年内飙升了48%。

谷物和食品引领了日本的这波“涨价潮”。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谷物的进口价格在过去一年里飙升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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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商和超市只能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也引发了日本社会对食品安全的争议。多年来坚持的“以进口为前提”的粮食安全政策被认为已经失败。

岸田政府的粮食安全战略欠缺，还停留在2020年12月制定的《关于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意见》中。它强调通过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促进粮食进口来“加强粮食安全”，但对“提高粮食自给率”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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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经济地位已经下降，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以高价从世界各地购买所需的产品。”日本农林水产省官员杉山纯春呼吁考虑“不惜任何代价也买不到粮食”等紧急情况，提高当地粮食产量。

2020年，日本基于热量的粮食自给率将降至37.17%。1965年，这一数字为73%，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低。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本83%的小麦、78%的大豆和97%的食用油依赖进口。

但由于日本食品再加工产业发达，农产品年出口额在1万亿日元以上，造成了日本粮食出口量大的“假象”。根据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发布的数据，日本出口的食品中只有四分之一属于“本地食品”，其余食品如豆瓣酱、酱油、咖啡、巧克力和威士忌等都依赖进口原料。

由于岛屿面积小，自然资源匮乏，日本的农业生产与美国、巴西等国相比没有比较优势。其中，磷肥和钾肥100%从中国、俄罗斯等国进口。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追随美国脚步，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导致俄罗斯对日本的能源和自然资源供应部分中断。长期依赖粮食进口的日本农业仍存在生产效率低下、深层次结构缺陷和激励机制扭曲等问题。

农业对就业不再有吸引力，大量农村年轻人迁移到城市。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日本农民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68岁。

鉴于农民老龄化严重，岸田文雄政府的粮食安全议程重点是“利用创新和数字技术提高生产率”。2022年6月，岸田文雄政府一度推出“新资本主义”计划，誓言打造“强大的农林渔业”。

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农业陈旧落后。相反，它实现了高度的农业机械化，收割机被用来收获白菜、萝卜和大葱。越来越多的喷洒任务由无人机完成。通常情况下，半小时的无人机作业相当于一个农民一天的工作量。目前，得益于2003年实施的下一代农业机械紧急开发计划，日本农业基本告别了人力劳动阶段。

但是，从公布的粮食自给率数据来看，日本的粮食安全确实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根据其比较优势参与了国际分工。

二战后，日本奉行“贸易立国”和“工业立国”并行的发展战略，成为自由贸易受益最大的国家之一。

从土地、肥料等农业资源的匹配度来看，日本发展农业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与此同时，为了缓解与美国等国的贸易摩擦，日本也逐渐放松了对农产品的保护。从表面上看，它牺牲了粮食的自给率，但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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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自给率被低估是因为“算法”？

多年来，粮食安全问题一直牵动着敏感的社会神经，也是渗透到日本文化深处的忧患意识。

二战后，日本颁布了300多项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法律、法令和法规，但大多数日本人仍感到不安。2010年9月，内阁府发布了“食品供应特别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达85.9%的受访者对食品供应表示焦虑。

如今，受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和日元贬值的影响，日本食品保护主义卷土重来。

“日本低估了其面临的粮食安全风险，其奉行的粮食战略实际上完全基于对经济效率和全球贸易的追求。”日本资源食品研究所代表柴田明夫是农业保护主义的代表。

他还悲观地表示，“目前的情况是日本无法再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粮食或能源，因此迫切需要改变过于依赖外部世界的战略。”

农业保护主义者的话难免危言耸听，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可能被低估了。各国普遍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计算标准，将当年粮食产量（万吨）占粮食消费的比重定义为“粮食自给率”。

然而，日本农林水产省更倾向于将食物的重量转换为热量，并使用所谓的“综合食物自给率”。两种计算方法差距很大。

在一篇广泛传播的学术论文中，东京大学农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生院的Masayoshi Benji教授发现，2008年，日本谷物的“卡路里自给率”为41%，但根据生产的谷物重量计算，这一比例为54%。2014年，前者为39%，后者为64%。

根据“卡路里自给率”，大约四分之一的剩余、丢弃和未使用的食物不包括在计算公式中，农民自己生产和消费的部分也被忽略。同时，对热量较少的蔬菜的评价也较低。

日本的“卡路里自给率”还有其他花招，酒精和鲸鱼肉不在统计范围内。据日本捕鲸协会统计，从1962年到2017年，该国每年的鲸鱼肉消费量在3000吨至23.3万吨之间。

日本政府宣布的粮食自给率可能被低估了。同时，饮食习惯的改变也影响着国家的粮食自给率。由于深受欧美文化的影响，日本人一直在减少对当地传统鱼类和大米的消费，大量食用进口面包、牛肉和豆油。

长期以来，大米一直是日本人的主食。然而，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也在发生变化。人均大米消费量从1962年的118公斤下降到2006年的60公斤。

大米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也减少了大米的消费，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农业制度，这种制度鼓励农民不要种植过多的大米，以形成“饥饿市场”，从而维持了国内市场大米的高价格。

“政界还坚持一个奇怪的想法，即该国应该实现100%的大米自给自足。”日本农林水产省前官员、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山下和仁呼吁，“日本政府本应降低大米价格以增加大米需求，并提高小麦价格以增加产量。”

过度的农业保护主义往往导致国内农业生产缺乏国际竞争力。然而，食物短缺的焦虑感已经渗透到日本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民族心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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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200万公顷的“海外填海造地”

历史上，日本遭受过多次饥荒。1947年至1949年，该国迎来了战后第一波婴儿潮，一度每10年增加1000万人。人口增长加剧了食品消费。

日本主要寻求从美国进口食品。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美国干旱导致国际粮价大幅上涨。美国禁止食品出口以稳定国内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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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出现粮食危机，日本都会根据具体的经济社会状况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1973年危机发生时，日本制定了《石油供需平衡法》、《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和《生活物资囤积和惜售紧急措施法》等政策。

那一次，日本在严重缺粮后，走上了100多年前“海外种田”的老路。日本“海外填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当时，得益于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政府长期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口迅速膨胀。

1899年，日本与秘鲁政府签订协议，首批790名日本人抵达秘鲁卡亚俄港，开启了日本人向秘鲁的移民潮，许多日本移民开始经营海外农场。

1908年，日本开始在巴西和哥伦比亚等拉丁美洲国家耕种田地。二战后，日本将农业投资目标从拉丁美洲转向亚洲和非洲国家。根据全球土地交易在线公共数据库的统计，截至2017年6月，日本至少有1200万公顷的海外荒地，这是日本国内农田总面积的三倍。

从地理上看，日本85%的土地属于山地和丘陵，剩余的大部分耕地用于种植水稻。走出去，“海外打天下”成为一个有利的选择。

然而，“海外填海”生产的谷物、水果和蔬菜不计入日本政府的粮食自给率。此外，根据2018年发布的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日本在粮食安全方面排名第18位，远远超过中国、韩国和其他东亚邻国。

日本海外填海具有鲜明的“国家+资本”特征。在外交上，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呼吁各国放宽农业政策，允许海外资本进入粮食领域。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高举开发、援助和公益的大旗，经常先向亚非拉国家派遣农业专家，通过提供农业生产技术、免费赠送种苗等方式进入所在国敏感的粮食生产领域。

站稳脚跟后，日本开始扶持移民后裔和“亲日派”政治势力。其中，拥有日本和秘鲁双重国籍的日本公民藤森曾于1990年至2000年担任秘鲁总统。

各大银行和财团密切关注日本政府的外交步伐。许多日本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合作，为私人海外投资企业准备充足的资金，为农业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财政还为私营企业提供50%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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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护主义经久不衰。

日本的粮食安全得益于“海外种田”等自由贸易政策。如果保护主义盛行，日本政府和企业将很难在亚非拉找到“下家”。然而，日本防卫省海上自卫队退役中将、现金泽工业大学教授伊藤俊之将粮食自给率下降归咎于自由贸易政策。

“他们只考虑经济利益。他们没有为国家安全做任何事情。”他还指责了历任负责食品生产的内阁部长。

“就国家安全而言，粮食应先于火器，没有粮食就不可能打仗。”东京大学农业系教授铃木博也认为，过度依赖粮食进口将严重损害日本农业的发展。

许多日本农民团体也抱怨“粮食是国防的关键”。与花费6.6万亿日元从美国购买147架F-35战斗机相比，日本政府不愿意增加农业补贴。

目前，日本至少有470种农业补贴。农民在购买农药、农业机械和化肥时将获得购买生产资料的补贴，并为培养农业人才和村庄建设提供一般服务补贴。生活在山区和半山区的农民也将获得直接的现金补贴。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自2017年以来，日本对农业的补贴超过了农业收入，日本已成为世界上农业补贴强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二战后，日本进入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济逐步自由化、市场化。然而，日本的农业一直奉行保护政策:日本政府鼓励年轻人从事农业，对耕地的交易和转换以及农产品的销售进行了许多控制，还对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给予高额财政补贴，并对进口农产品实施高额关税和进口配额。

日本对农业的保护远超其他发达国家，农业保护也成为朝野共识。在因政见不同而可以针锋相对的日本国会中，各政党在讨论农业保护法案时往往出奇地一致，尤其是关于粮食自给率不断降低、粮食安全存在隐患的说法。

农业领域存在所有政党都不敢忽视的隐性选票。虽然目前日本只有150多万农业从业者，但农民的职业很简单，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并受到国际竞争。因此，日本农民更团结，更有凝聚力，对政治更敏感。

“农业协同组合”成员稳定，投票率高，一直支持执政多年的自民党。

二战后，日本实行多年的“中间选区制度”更有利于农村地区。根据日本国会网站的统计，1972年，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的一票相当于一个城市的五票。1990年，占总人口40%的大城市选民只能选出20%的全国议员，512个席位中有269个来自农村地区。

在农村地区，只要获得城市地区三分之一的选票，往往就可以当选为议员。“中央选区制度”还被指违反了“一人一票、一票一价”的现代民主原则。1994年后，日本国会采用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制，但农村选票的价值仍然很高。2010年，农村选票的价值仍然是非农村选票的2.4倍。

在重农政策下，许多日本媒体经常炒作“日本无法养活自己”“外国食品有毒”等问题，向消费者传达“日本食品最安全”的印象。